五是总包商“截流”，分包商无奈。

　　一方面由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作崇，大多数总包商宁可自己“少、慢、差、费”，而不愿、也不会把自身不具优势的专业分包出去。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企业不肯俯首在允许范围内做分包，致使其所拥有的专利技术、专业特长或高新设备束之高阁。国外企业则不然，如法国芬奇（Vinci）集团，就不惜屈尊为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上海金茂大厦、四川二滩水电站、河南小浪底地下电站和香港SAR项目做专业分包。面对其多元化的经营理念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给予的启迪，我们岂能墨守陈规而坐失良机！

　　六是由于权力失控，导致腐败。

　　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计划经济旧体制的积弊尚未完全根除，新体制处在磨合成熟中，监督制约机制和权力运行缺乏严密、有效的制衡，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空隙；另外，官商一体的体制性缺陷，使“运动员”与“裁判员”集于一身，客观上给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加之某些人放松思想改造成、放纵私欲膨胀，为贪图享乐不惜铤而走险大搞权钱交易。

　　●亟须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就我国工程分包制度尽快融入全球一体化而言，亟须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完善立法。

　　首先，借鉴新加坡《工业关系法》，制定我国集系统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于一体的分包法律制度，以界定工程分包关系并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确保工程分包行为及其监督行为在法律轨道上的运行；其次，加快制定《防止贿赂法》。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各地探索、制定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措施提升法律层面，把建设市场廉洁准入和违规清出制度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弥补制度上存在产生腐败的缺陷；第三，依据WTO原则，探索并引入香港特区的“分判制”，对现行法律涉及的分包条款应尽快做出修改或以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补充、完善；政府采购中工程分包适用何种法律，应予以明确；对不同主体间同一违法行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在相关专业法律中应协调一致。

　　二是规范执法。

　　对分包实行专项治理，严格稽查责任。一方面对违法分包者加大处罚力度并增加违规成本，使其感受经济惩戒震慑从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另一方面，对执法单位的越权执法行为，应依法加强责任追究制。同时，在相关部门配合下，各地法院要依据《民事诉讼法》中先予执行的规定，为保障农民工自下而上权利而支持分包企业主张权利，此外，在巩固“清欠”成果的基础上，实行工资支付信用制度，并对分包商卷款潜逃、恶意拖欠、任意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严加惩治；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源头上尽快建立健全有效预防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资的长效机制。

　　三是强化机制。

　　一则随着总分包制的推进，工程分包将大量增加，其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也将日益扩大。因此，严格市场准入并促其进入二级市场“阳光交易”至关重要；二则有效监管分包招标并分类指导。即凡政府投资工程，在必须经由总包商组织并严格禁止业主肢解发包的前提下，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分包商（私营和民间项目招标与否，则由业主确定）；三则诚信为本，培育风险保障机制。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强制性推行分包工程支付担保和分包商履约担保制度，依靠信用保证体系来确保工程分包交易安全，以保障分包商履约后顺利收款；四则发挥协会作用，推动专业分包。各地行业协会应增设分包专业委员会，协助政府研究，还要适当降低分包企业注册“门槛”；五则新颁《分包合同示范文本》依然局限在施工承包范围内，有待于借助“FIDIC条款”制定工程总承包条件下的分包合同范本，以指导和规范专业分包活动；尽快将《监理合同范本》中工程师具有“选择工程分包人的认可权”调整为审查权，并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其它合同范本相协调；六则在国家和部（省）级工程奖项的评定上给分包企业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建功立业后分享荣誉。

　　四是调整谋略。

　　首先，工程分包在总包商组织协调下除负责本专业深化设计外，更多集中于操作层面，一线技工无疑成为“顶梁柱”。因此，要着力加强岗位培训。除了从政策待遇上鼓励技工钻研技术、练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