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总包方不需要对进行修正，即，，那么表明总包方能够测定分包方的努力水平，也就成了对称信息的委托代理关系，得到最优条件(3)。在非对称信息下，总包方只能通过分包方的行为结果来确定分包方的努力水平，从而调整其支付水平。当分包方选择高努力水平H时，会产生较高的结果，意味着总包方有较大可能认为分包方是选择了高努力水平，即总包方的后验概率较大，总包方向上修正分包方选择H的概率，，分包方收入;反之，当分包方选择低努力水平时，总包方会向下修正分包方选择H的概率，当，分包方收入，从而形成一种对分包方的奖惩激励机制。总包方通过实施激励机制，促使分包方选择高努力水平H，最大化自身效用。

　　结论：当总包方能够观测到分包方的努力水平时，双方是信息对称的，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与最优风险分担水平均可以实现，此时的帕累托最优合约是：总包方提供给分包方固定报酬，分包方选择努力水平最大化自身的固定报酬，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当总包方不能观测到分包方的努力水平时，存在不对称信息，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与最优风险分担水平均不能实现，此时的最优合约是：设计一种激励机制(如奖惩机制)，由分包方承担一定风险，总包方通过设计和选择激励机制，诱使分包方选择总包方希望的行为，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

　　3.结束语

　　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问题，实质就是代理人问题[8]，其核心在于委托代理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以上总包方与分包方的委托代理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可以通过合理的内部机制设计，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实现帕累托的最优风险分担与最优报酬支付。当然，任何一种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不能仅仅依赖激励机制与制度约束来规范分包商的行为，还要十分重视思想文化道德等非制度因素对分包方的激励和约束。在内外激励机制与非制度安排因素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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