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不利于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据了解，目前很多的总监办(或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是建设方临时从各地方、各部门抽调组建的，他们有的来自区、县养路部门，有的甚至第一次接触FIDIC条款，由他们组成上级监理机构来领导专业化的社会监理单位派出的机构，是不能够充分发挥社会监理单位在“三控两管一协调”方面较成熟、较富经验的专业化水平。将社会监理人员降低为一般施工监督员，无法在合同管理上发挥其应有作用，项目管理水平也无法向高层次发展。《京津塘高速公路工程监理》开篇第一句便总结道：“遵循国际惯例的工程监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立监理工程师在项目管理中的核心地位”。FIDIC监理模式是一个严密的体系，三大控制是一有机整体，相辅相承。只委托质量监理，实际上是很难控制质量的。这种模式也不利于建设方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进而将重点放在为项目顺利进行创造条件、资金筹措、协调关系，以及对项目实施进行宏观控制上来。

　　第三，职责不清。这种模式的监理机构是由两个性质不同的单位组建的，一方是建设方，另一方是社会监理单位。他们在业务上又是从属关系或交叉关系，一旦有失，无法追究法律

　　责任，即便是道义责任，也会由于互相依赖、互相推诿而难以分清。除非是明显的个人失误。

　　第四，权力分散。层次一多，权力便分散。不能政出一家，特别是意见不统一时，往往造成内耗，承包人也无所适从，有时还易于让承包人钻空子。

　　第五，效率低。混合型的监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监理工程师作为独立公正的第三方的身份，使监理工作本身的关系复杂化。缺乏一致性，手续增多，造成办事效率不高。而在施工过程中随时都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它们亟需得到及时处理，否则将贻误时机，影响工程进展。对承包人也是不利的。

　　第六，不利于将社会监理进一步推向市场。这种模式不利于建立一个真正由建设方、承包方、监理方三元主体的管理制和以合同为纽带，以建设法规为准则，以三大控制为目标的社会化、专业化、科学化、开放型管理工程的新格局。在深度和广度上制约了社会监理单位的权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也阻碍了我国工程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4.几点建议

　　鉴于目前建设市场正逐步趋向成熟，社会监理已有相当的经验，市场法规也比较配套，为更有力、更全面的推行工程建设监理体制，建议：

　　(1)摆脱行政手段管理工程的模式，放手让监理工作。不再采用计划经济时期沿用的、以政府官员为首的工程指挥部的管理模式，也不设立以政府官员或业主人员为首的总监及相应机构。还监理权于合格的社会监理单位及其派出的机构和人员，使社会监理单位及其工程师充分负起合同规定的责任，享有合同规定的职权。充分利用其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合同及有关法规制约承包人和监理工程师，业主也同时受到相应的约束。运用法律、经济手段管理工程，保证合同规定的工期、质量、费用的全面实现。完善招投标制度，全面落实项目法人制度，完善合同文件，提高各方的合同意识、法律意识。

　　(2)维护合同文件的法律性。建设方要求保质(或优质)、按期(或提前)完成工程，这是正常的，但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考虑进去，在签合同时就把意图作为正式要求写进合同文件，并规定相应制约或奖惩条款，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没有必要另行采取行政手段，在合同之外另行下达各种指令。应当指出，在施工中，在合同之外由建设方单方面另行颁发的惩罚办法是无法律效力的;提出高于合同文件的质量要求或提前工期，未经承包人同意，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即使同意，承包人也有权提出相应的补偿。这样便增加了监理工作的难度，有时还将使监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3)在选择监理单位时，对监理人员素质的要求宜从高、从严。在签订监理服务协议书时，既要给予监理工程师以充分的权力，也要规定有效的制约措施;在监理服务费上不要扣得太

　　紧，保证监理人员享有比较优厚的待遇，有较强的检测手段，同时也使监理单位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具有向高层次、高水平发展的财力。避免监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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